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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建筑略说
作者:圣严法师 来源:莲山双林寺
中国佛教寺院,脱胎于宫殿的模式,但它既异于印度的伽蓝,也异于中国的宫殿,它是以中国宫殿的外观,增加了佛塔、祖塔、佛像、壁画等的内容。佛灭后的印度伽蓝,初以佛塔为主体,由于僧人向佛塔礼敬,逐渐以佛殿为中心,僧众由礼佛舍利而改为礼佛圣像;寺院以大殿为中心,周围建有小殿,小殿各有东西两轩,及东西两廊,各殿之间,均以回廊互相连接,寺之东侧有钟楼。寺院设置重重的大门;此外有南西门及东西门,均名为三门。此三门是指牌楼形的大门,均用四柱三门的形式,门顶采用楼阁的形状,若比照宫殿规矩,皇宫的三门是七楼四柱,王宫五楼四柱,一般寺观多用三楼四柱仍是三门,最简单的一楼二柱,则仅一门了。后来的一般人不知三门是由四柱三洞构成的原由,便易名山门了。也以高大的楼阁为三门的,例如京都知恩院的三门,高耸入云,楼上供有国宝级的释迦等十九尊圣像。
寺院在大型的佛教道场,总院之下,别设分院,每院在总院之内又各具一个格局,如弥勒院、文殊院、观音院、地藏院、华严院、戒坛院、翻经院等。在五台山的显通寺,相传于北魏孝文帝时代,即有「置十二院」的记载。在中等的大寺院,将分院之名改为殿名,同时设有堂口,如法堂、禅堂、客堂、斋堂、讲堂、念佛堂、如意寮等。不过不论寺院大小,必建有僧寮、大寮(厨房)、库房、厕所等的配置。
根据唐代道宣律师的《戒坛图经》(《卍续藏经》册 105 ,新文丰版)介绍印度祇桓精舍的建筑规模及其布局,是以后殿为中轴线之中心,后佛殿之最前部份是外门,依次向里是中门、前佛殿、七重塔,后佛殿之后有三重楼、三重阁、后门。中轴之右侧前方有西门,由此向里有三重楼、经台、两座五重楼、一口莲华池;由此线再向右边,以右侧的西巷道两旁建十一座分院,巷口西侧为西小门、巷底为后门。中轴线的左侧,也有重楼、巷道、分院,自成一轴线;在此左侧轴线之左方,有一条三里宽十七里长的大路,种有十八行树,配以沟渠灌注;在此大路之左,又有两小轴线,乃是果园、井亭、莲池,各种用途的库房、厨房。此当为中国佛教寺院建筑布局的滥觞,唐代以下的佛教寺院之规模较大者,不论建于平地或建于山区,这种以佛殿为中轴线之中心的原则是不会变更的。而且道宣律师虽然介绍的是印度的祇桓精舍,图面的表现形式,却全是中国宫庭宫殿的建筑。
所谓宫殿式的佛教建筑,主要。纯以石材建筑的,仅有若干佛塔及祖塔。少数殿宇,也纯以木结构建造,例如山西应县的古木塔,建于公元 1056 年;纯以砖瓦建造的,则有五台山显通寺的无梁殿,以及峨眉山万年寺内供奉七点四米高普贤菩萨铜像的,也是无梁无柱的砖殿,建筑的技巧非常特殊,有点类似欧洲古老的大教堂,如伦敦的西敏寺,纯以大理石材砌成,屋顶也是无梁,却有石柱,尚有五台山显通寺内纯以青铜铸造的铜殿。除了这些少数的例子之外,中国古代佛教建筑,都是以木材为立柱、横梁、顺标的主要架构,并承载重量,再配以砖墙瓦顶,避风遮雨。
中国古建筑物的屋顶形式,多用平顶(不是平台)、坡顶、尖顶、圆拱顶,在坡顶之中又分有歇山、悬山、硬山、攒尖、十字交*等等。屋檐的形式则有单檐、重檐,重檐则分二重檐、多重檐,例如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以及浙江新昌石城山的大佛寺,都有依山而建的五重至七重屋檐之建筑物,一般的民居都是单檐,例如南京宝华山的隆昌寺,虽是一座大寺院,各栋殿宇的建筑,都采用谦虚的民居形式,所以是单檐。
宫殿形的佛教建筑,在梁柱交接点上,都用木雕的斗栱承托。若用天花板,便有藻井、平綦、平闇;以彩绘及浮雕构成的图画故事为藻井,以方椽施素板为平闇,以平板贴花为平綦。四周墙面有绘画,为壁画。我所见的寺院之中,若系禅寺,比较朴素,并无天花板的藻饰,也无壁画,甚至连天花板也省了,进入屋内,就直接看到栋、梁、柱、椽、桁,例如五台山的南禅寺便是如此。我在中国大陆,所见的佛教古建筑中,绘有壁画的并不多,除了石窟艺术的壁画,只见到嵩山少林寺的白衣殿北壁和南壁,留有清人所绘巨幅壁画,表现少林寺武僧的拳谱;山西大同的上华严寺,殿内四周墙面,绘满了清人的巨幅壁画;在五台山的镇海寺门廊墙面也绘有好几幅近代人的壁画,其它诸大名山古剎,殊少发现壁画。倒是藏传佛教的建筑中,在殿宇内外绘有壁画者,则处处可见。这大概是由于中国佛教以禅宗为主流,禅佛教是比较倾向于自然朴素而不重油彩形像的原因。
佛教的建筑群中,如系较大的古寺,通常都有佛塔及祖塔的建筑,塔的建材,全木质的极少,除了应县的古木塔,金山江天寺的慈寿塔,日本奈良法隆寺的古塔等也是木造的之外,大概多半是砖塔,像西安的几座古塔:大慈恩寺的大雁塔、荐福寺的小雁塔、兴教寺的玄奘塔、华严寺废墟中的杜顺塔、洛阳白马寺的齐云塔、云南大理崇圣寺的三塔,以及杭州西湖净慈寺的雷峰塔、天台山国清寺的隋塔等,都是砖造。佛塔原为供奉佛陀舍利的所在,例如印度阿育王时代遣使分送佛陀舍利于宇内各国,并且建塔供奉,至今仍可在印度见到佛陀成道处、初转法轮处及涅盘处的纪念塔,有四角尖方形、有圆拱覆钵形。在中国内地的佛塔,只有少数是采用印度西域式的覆钵剎杆形,例如五台山的白石塔及山西代县的阿育王塔,都是密封起来的。其它的古塔,不是密檐七级、九级、乃至十六级(如大理三塔之中塔),便是飞檐跷角楼阁形的五级(如狼山的支云塔)、七级宝塔(如金山的慈寿塔);塔形可有四角、六角、八角等的不同。其中有的中空且有阶梯可供攀登,例如大雁塔等,有的中实不可攀登。由于历时久远之后,屡经毁坏重修重建,有些塔中已无古物,有些佛塔的基座之下或塔顶之上,藏有佛陀舍利及经像法物,例如陜西潼临县庆山寺的塔下精室,陜西扶风县法门寺的塔下地宫,云南大理的三塔,都被发掘出了许多古代的法物。至于祖塔,乃是各寺院的历代祖师骨塔或纪念塔,例如少林寺有祖师塔林,北京巿郊的戒坛寺,也有祖塔院的祖塔群。祖塔与佛塔的形状相同,多半则是具体而微,大约二、三米高。
中国佛教的寺院建筑,从空间的布局上说,在整体殿堂院落的配置方面,大致是依道宣律师《戒坛图经》的模式。我到印度访问所见祇桓精舍的遗迹,规模虽大,并没大到深十七里、宽数十里的程度,其建筑遗址墙基所呈现的殿堂、僧舍、巷道的配置,也不像《戒坛图经》所示;倒可以由此《戒坛图经》理解到,隋唐时代理想的佛教道场建筑物配置,就是那样的;所缺少的是各栋建筑物之间,不像后来的寺院,均有回廊连接,以利避雨遮阳。
在中国佛教古建筑中的佛殿,是以供奉巨大的佛菩萨圣像及诸护法天人像为主,殿内不是用来集会共修及演讲的场所,例如建于唐代的南禅寺,建于辽金时代的华严寺、石城山的大佛寺,以及奈良的东大寺等。平常僧众共修生活起居,别有各院的禅堂、法堂、斋堂、僧舍等附属建筑物。若举行大型法会,则集众于佛殿之前的大丹墀中,所以每一座寺院的佛殿之前,除了极少数的因为限于地形而有例外,否则均有宽广的大庭院,庭院中多是石铺或砖砌的地面,种上三、四棵大树,没有其它花草树木,简单空旷,以便于公共活动。
寺院的用地大小,与其建筑物的配置疏密,关系也很重要。若有广大的建地,便可见其开朗雄伟之势,让人有进入灵山胜境的感受,殿堂高大,三门巍峨。不论是寺院包山如镇江的金山;或者四面皆环山抱寺院,如坐于莲台的九华山及五台山;也有三面皆山,如太师椅,都让人兴起遗世独立、绝尘超俗之思。唐高宗时代建于长安城南平原的大慈恩寺,共有十余个院一千八百九十七间殿宇房舍,也是壮大雄伟,气象万千,有类于净土变相呈现于人间。但是也有限于山区及巿区的地形地幅,就得运用巧思,以影壁、照壁、墙垣、曲径等作陪衬,使人不致于一眼看透全寺景观,虽然纵身很浅,横面不宽,依旧让人有幽静、深邃、隐密、安定的感受,例如我所见的五台山镇海寺,那是章嘉活佛的道场,给我印象非常深刻。其实,在大寺院中,也宜有若干局部的小院,在大统一的原则下,可让它们各别自成一格,各具特色,例如我在苏州灵岩山所见印光大师的关房,就是大寺院中的一个小天地;北京潭柘寺左后侧的一个独立小配院,乃为小型的四合院;南京宝华山的尼众新戒寮,也是一个独成一格的四合院。
中国佛教建筑的空间布局,至少是一座三合院,加上前门及前门左右两侧的墙垣,成为四合院,也有以前门兼作天王殿的。较大些的寺院则有前后两进的两个四合院,或三进的三个四合院,构成一条轴线;也有更大的,由二条以上的轴线构成一座大寺院,我们见到的嵩山少林寺,就是沿着缓坡,由三门往上,建有几个四合院的轴线。但是也有限于山坡的地形,除了中轴线排列整齐之外,左右两侧陪殿及配院建筑,不一定要形成轴线,不过必定要和主轴线的各栋建筑物之间,彼此呼应,不是孤悬的建筑物,则如北京的戒坛寺配置,便是这样的。
接下来,我想谈谈今天及今后台湾的佛教建筑。据我所知,中国大陆佛教的古建筑,有随着时代脚步而变的倾向,唐宋的风格,大概在日本的奈良及京都,可得到比较具体的印象,今日中国大陆较古的佛教建筑,多半是明清两朝的遗风,台湾的古寺如台南的开元寺及竹溪寺等,是沿袭大陆先清的风貌。以佛光山为代表的现代建筑群,应该是沿袭晚清重于鲜明色彩的风格。
台湾位处于亚热带的海岛,气候、地理、人文等的背景,都有异于大陆内地。所用的建材,若比照大陆模式,必须由大陆进口,例如台北巿龙山寺的建材,许多是来自大陆·今后的台湾佛教建筑,在色调、建材、形式等方面,宜有它的乡土气息;但是也不能遗忘掉佛教来自印度,通过中国大陆两千年的消化成长,传流到今天的台湾,必须要作溯源的考量,好比儿孙固然不应墨守祖先的陈规,儿孙却不能否认体内是流着与祖先相同的血液。温古知新,承先启后。同时,必须明白,今天已是迈向二十一世纪的地球村时代,甚至即将迈向太空旅行的时代,我们必须站在中国佛教的立足点上,结合世界各大文明的智能,融和国际文化的知识,开创崭新的佛教风格。这却是说来容易而做出来很难的事,但也必须尝试着来做。
今后的佛教建筑,建材经常在革兴,原则应该具备庄严、朴质、大方、实用、耐久、容易维护、居住舒适,雄伟与谦虚兼顾,安众与化众并重。在今日的台湾,更宜注重防震、防风、防潮、防旱、防火、防犯罪,也当注意音响、通风、采光、除湿等设备;传真电话、计算机网络、水电工程、污水及垃圾处理、能源节约及储存开发的准备;境内交通、室内动线、无障碍及导盲设施等,都得用心考量。
摘自《中国佛教建筑——佛教建筑设计发展国际研讨会主题演讲》,《中华佛学学报》第 11 期, 1998 年。
Let’s celebrate 30 years of ‘The Nara Document of Authenticity’ together!
Join us at the National Archives Singapore (Oldham Theatre) for a special event celebrating “The Nara Document of Authenticity (1994)” turning 30! This in-person symposium will feature speakers from Singapore, Taiwa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Philippines, highlighting the importance of this influential document in the field of architectural conservation. Don’t miss this opportunity to learn, connect, and celebrate with fellow enthusiasts!
The Nara Document has been instrumental in addressing the need for a broader understanding of cultural diversity and heritage. It expanded the 1964 Charter of Venice concept of respecting original material, thereby emphasising the retention of material fabric in its original state. The Nara Document’s “authenticity judgements … may include form and design, materials and substance, use and function, traditions and techniques, location and setting, and spirit and feeling, and other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The use of these sources permits [the] elaboration of the specific artistic, historic, social, and scientific dimensions of the cultural heritage being examined.”
Thirty years have passed since 1994. The world’s resources are getting scarce. With the challenges of the loss of certain materials (e.g. large-size timber), changes to use and function, declining craftsmanship, as well as changes to the setting, do we prioritise form and design and allow materials to be changed in an attempt to retain the spirit and feeling? Or are these futile efforts? How do we view authent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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